深圳历史文化地标

深圳历史文化地标

所谓深圳历史文化地标，指的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历史在深圳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存在物。深圳历史文化地标历史跨度较大，时间上限距今六千年左右（新石器时期），时间下限则为1937年抗日战争之前。这样从远古时期到现代时期的年代选取， 有利于比较完整地表述深圳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联系性和特殊性，是深圳历史文化有别于其它地区的重要特色。今天，令世人注目的深圳文化正是中华文化中依附和得益于沿海特殊地理位置和历史创造的文化

近代以前的香港地区是属于深圳地区的延伸部分。明清两代香港均隶属于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又称新安县所辖）。尽管如此，我们今天确定深圳历史文化地标的区域仍应限定在深圳市2020平方公里之内。但个别海洋历史文化地标延伸到香港地区，如：“深圳河”或可表述出深港两地某一历史阶段的共同历史文化特征，则可在语言表述上略为提及。

此外，由于深圳具有沿海文化的强大张力特征，其历史文化地标展现的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也成为本系列涉及的重要问题。如深圳新石器时期咸头岭文化对东南亚海域早期文化形成产生的作用，以及萧氏八群堂民居反映出的深圳龙岗居民横跨明、清、民国等时代在南太平洋群岛经济中扮演的支柱角色，均是深圳历史文化影响的有力象征。

科学地选取深圳历史文化地标主要环节，是选取其代表性和标志性特征，因此深圳历史文化地标为⑴深圳河；⑵咸头岭；⑶盐田大梅沙海边遗址；⑷南头古城；⑸赤湾天后宫；⑹赤湾宋少帝墓；⑺大鹏所城；⑻萧氏八群堂民居；⑼大鹿湾海域界碑；⑽三洲田庚子首义遗址。

闻名中外的深圳河虽然不是深圳最大的河流，却由于历史成为深港界河，奠定了现代深圳的城市基础，因此将其列为深圳历史文化地标之首。深圳河处于水陆河海咸淡水交汇之地，各种各样的水陆食物十分丰富，成为最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地方，是这一地区原始居民繁衍生息的地方。

深圳新石器时代的历史文化也显得颇为有趣。深圳的考古发掘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覆盖面全，内容较透彻。依据考古资料使我们相信在距今六千年或更早阶段，深圳地区存在过原始居民，她们不但有了渔猎经济，甚至产生了原始的农业经济。此外，产生于咸头岭一带的深圳新石器文化，依托海滨，对周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的考古遗址很多，且集中在深圳西部，如盐田大、小梅沙海边遗址，龙岗大黄沙等，是广东发掘面积最大的远古沿海聚落文化遗址。

除了新石器时代，之后的多个历史时代也在深圳得以呈现，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特点显著。自1982年开始至2001年的四次主要发掘，在大梅沙海边的沙滩上，考古发现了广东迄今为止最大的青铜器墓葬。这些青铜器，不但展现出自己独特的艺术形态，还暗含了墓葬规格和青铜器出土数量的联系，也和社会等级相关，显示出古代的深圳，在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发展已然成熟。

深圳最早的城市起源，可以从“南头古城”一窥端倪，这里现为国家级保护遗址，具有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其有记载的历史可上溯至1600年前，不但此后的历史发展脉络十分清晰，在沿海经济、边防方面有其独特之处。早在西汉武帝时期，这里就因为产盐成为盐官政策下的经济机构。至东晋时期，南头古城是沿海区域不可多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唐代开始成为我国南部的海防重镇，明清两代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立下不朽的功勋。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12年广东海道副使汪宏指挥的抗击葡萄牙殖民者的屯门海战打响了中国历史上反抗西方殖民者侵略的第一枪。鸦片战争期间，南头古城守军面对英国殖民者侵略奋起反抗，多次打退英军的猖狂入侵，表现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也是深圳历史文化的集中体现。

“赤湾天后宫”始建年代不详，据推测约为南宋时期，明永乐八年（1410年）曾重建，是广东沿海最大的一座天后庙，也是深港地区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人文景观之一，列新安八景之首。赤湾天后宫是深圳古代信仰的标志，这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沿海或涉海民众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据明天顺八年（1564年）翰林院学士广东府事黄谏撰《新建赤湾天妃庙后殿记》，记载了郑和下西洋途径深圳的珍贵历史。

“赤湾宋少帝墓”是广东境内仅有的古代皇陵，为纪念南宋末代皇帝而修建，其背景是中国海洋历史的重大事件。公元1278年蒙古入侵，南宋王朝退至广东新会，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崖山战役。南宋政权军队被歼殆尽，危急关头宰相陆秀夫背负年仅8岁的少帝跳海殉国。据《赵氏族谱》记载：“后遗骸漂至赤湾。……乃礼葬于本山麓之阳。”该墓清代重修，是深圳历史文化地标选取的古代人物遗址。

“大鹏古城”建于明代，是抗倭防盗的产物，是深圳古代军事文化的重要象征。它是明清两代广东东部军事重镇，至明代开始管辖着现今深圳，香港，以及惠阳部分地区的海防。在清代遏止鸦片走私及抵御英国殖民者侵略的斗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堪称海洋英雄城堡。大鹏守御千户所城规模宏伟，占地约十一万平方米，城墙至今保留着600年前的格局。清代这里的赖氏一家三代出了五位将军，1839年赖恩爵将军指挥水师打响九龙抗英自卫反击战，揭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大鹏古城”在深圳历史文化地标中拥有重要地位，在中国海防史上谱写不朽篇章。

深圳历史文化地标并不局限于古代，因此也包括了1840年以后，如大鹿湾海域界碑，三洲田庚子首义遗址和萧氏八群堂民居。“大鹿湾海域界碑”是深圳海域的地理界碑，是香港新界拓展的延续，为20世纪初港英政府所立，其过程罔顾中国主权，是近代深圳乃至中国主权脆弱的标志性产物。“三洲田庚子首义遗址”位于深圳东部，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进入武装斗争阶段的历史性转折点，确切地说，这里曾发出了推翻满清王朝的第一枪，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前奏，也是深圳历史文化对中国历史转折产生影响的重要象征。“萧氏八群堂民居”为碉楼建筑，位于龙岗坪地街道，建于1920年至1932年间，为深圳前往南太平洋大溪地的华侨归国所建，展现了深圳居民面向世界，开拓进取的精神。

深圳历史文化的影响渗透到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源远流长，而其特点，在于依托自身的沿海地理环境，开放地兼容并包，并且开拓进取，这些都是建立和发展深圳历史文化地标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一） 深圳河

人们说起深圳的文化历史，多是指三十年里的渔村变都会，虽不无道理，可是因此疏远一些生动而更久远的掌故，又不免可惜。明代初年，诗人袁渔隐作《携客游罗溪作脍》，写道：“罗溪水长镢鱼肥，同客观潮坐石矶。 作脍欲归谋斗酒，白衣人到已斜晖。” 文字清新流畅，寄情山水之间。明代的“罗溪”，就是今天的深圳河。可惜传统文人不求名利，悠闲自处，也自然踪迹难觅。后世面对纷繁的世界局势，这些诗句就变成洋洋洒洒的诸多文化命题中的一句注脚。由此看来，从宏观的历史记录中看深圳文化，而不是简单臧否，一言蔽之，就要厚重许多。

深圳河发源于梧桐山牛尾岭，属于今天的东湖街道梧桐山社区，由东北向西南，穿过繁华的市区，再由深圳湾入海，也哺育了这座现代都市。回顾历史，深圳湾以北仅八公里，就有屋背岭遗址，出土了夏商之际的大量器皿，是广东迄今最大的商代墓地。由此可见，至少自殷商始，深圳河的淡水为深圳先民的生存供给了丰富的物产。

深圳河构建出的深圳城市文化，在历史文献记录中，其实已经十分详尽。明代初年有袁渔隐描写“罗溪”的诗句，数百年后的清康熙年间，

“罗溪”则已更名做 “滘水河”，有时也做 “蛲水”。康熙二十六年，即公元1687年，靳文漠撰《新安县志》，道：“ 滘水河在城东四十里，发源于梧桐，右莆隔，左龙跃双鱼诸山，……经黄岗，逶迤四十里入后海。”对比今日，莆隔即深圳布吉，

双鱼为香港新界的上水圩，黄岗和后海，则分别是皇岗和深圳湾的蛇口后海，说明清代已有对于深圳河的认识，以地方志流传后世，这也展现古代深圳与香港原为一体，同属新安县河水两岸的地理文化情形。

如果说远古至古代，深圳河与深圳的文化联系依靠人们自觉的经济互动，其影响多是本地一隅，到近代就开始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这个转折，最终塑造了深圳这座城市。

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局势多变。1842年英国以炮舰之利强占香港，又以几十年努力拓展其势力范围。到1899年，中国甲午惨败，英国也趁火打劫，逼着另签条约，称为《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占深圳河以南，作为香港新界，把香港的面积拓展十一倍。与此同时，英方把香港的边界扩展至滘水河或曰蛲水，还在《专条》中给这里起了一个新的官方名字：“深圳河”。深圳河也变成一条横跨宝安县和香港的河流，日后，又发展为深圳和香港的界河，深圳这座城市，也由此诞生。如今的深圳河，其入海口经深圳湾入伶仃洋，在香港的部分，则成为当地最长的河流，一路奔流，浸染的是中国沧桑的城市文明。

深圳河与深圳，从古至今，相得益彰，绵绵延伸着这座城市的生命力，悠久而值得玩味。

（二）咸头岭

现代的深圳随着中国的发展创造经济奇迹，开放繁荣，已经三十多年了。至于三十多年前的深圳，常被一语概括，更不用说再久远些。其实大约七千年前，中华文明之初，深圳的咸头岭就已成为一种文化形态，在中国南部沿海以开放的特性影响周边。

咸头岭源自新石器时代，在深圳龙岗大鹏街道的咸头岭村，依山傍海，坐落在大鹏湾东北的迭福湾内。其东南面有福迭河流入大海，淡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活、生产水源，又有大海可以进行便利的渔业捕捞，食物丰盈，因此深圳的先民，选择咸头岭一带居住，在适宜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

在学术界不断地研究中，咸头岭遗址丰富的文明特色也展现出来。1981年至今，一批陶杯、陶盆、陶釜等各类文物纷纷出土，特别是一些印有红色波浪形花纹的彩陶圈足盘，使得新石器时代深圳人的生活方式在彩陶艺术中反映出来。据此，北京大学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于1992年提出“咸头岭文化”的概念。到2005年，他更进一步说咸头岭文化距今应有7000年左右，后被研究证实为距今6900多年至6300年前后。之后，中国考古学会主办“200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咸头岭以珠三角最早的文化，名列第二，轰动全国，引起学者们重视。由于出土的彩陶上面常有用毛蚶、扇贝壳等压制形成的图案，被称为贝印纹，泛印度洋太平洋考古学会秘书长、澳大利亚贝姆德教授认为，“咸头岭”具有“文化传播的特征”。这也是地理造就的，深圳文化的重要特质，从遥远的新石器时代，至今依旧显得璀璨夺目。

咸头岭文化的特征在于开放，

早在7000年前，它的文物便已众多而独特，并对周边地区有较强的文化辐射力。譬如在香港，西方学者、传教士芬戴礼神父就于1930年代初在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挖掘报告中，谈到了两件彩陶圈足盘以及一些贝印纹的陶片，正和咸头岭日后出土文物类似，是这类遗存的最早发现，又说明其出土文物远多于香港，文化更为集中。至于东南亚，咸头岭陶器的贝印纹，在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相继发现，相比却晚了很多。因此贝姆德教授认为，其源头正是咸头岭。这对于研究新石器时代，中国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起到重要的意义。这时将咸头岭和四周的各处遗址一起，可以联系出龙岗大黄沙、盐田大、小梅沙、香港大湾、东湾甚至远达东南亚等地二三十处遗址，进而构成了咸头岭文化的全景。

简而言之，7000年前的咸头岭，可能是中国东南沿海至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文化中心。它利用古代深圳大鹏的地理特征，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艺术形式，并向四周的地区发散传播。数千年之后，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深圳以其开放的姿态，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交流窗口，其实延续的是自身固有，直接传承于中华文明起点的内在底蕴，将华夏文明向世界的其他角落发散延伸。

（三）盐田大梅沙海边遗址

大梅沙常令人想到阳光、沙滩和蜂拥而至的游客，但它的历史，却可能更为特别。大梅沙海域的遗址，就展现了深圳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

这些遗迹，位于大梅沙海边的沙滩上，自1982年开始至2001年，历经四次主要发掘，如今则在大梅沙景区里圈地保护，并树碑注明“大梅沙古遗址”。从地形上讲，这里呈内凹半环形，东南临大鹏湾，其余三面环山，北面有一条溪水从山上流经沙滩，进入大海，这种背山面水的环境，由于较容易获得饮食起居所需，对于新石器时代，只有简单生产技术的先民，是立足生活的首选，也就此开始了他们数千年的繁衍生息。

大梅沙海边有深圳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距今近七千年的沙丘遗址。沙丘遗址是早期人类居住于沙滩堆积处，捕食海岸水产，饮用附近淡水为生的历史痕迹。这里出土的陶器，多带有贝印纹的图案。这是用扇贝壳、毛蚶等海洋生物的贝壳在陶器上压制形成的图案，是濒海生活带给人们的精神寄托。这也和同时代，同处大鹏湾一带的咸头岭遗址出土陶器，文化相近，因此有学者认为它们存在联系，也推测大梅沙遗址是咸头岭文化的延伸。这些大范围出现的沿海文明，其实展现了深圳最早期的文化形态，依海而生，不断发展壮大。

在更晚些的春秋晚期至战国初年，大梅沙的历史遗迹，也展现了深圳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更是广东迄今为止最大的青铜器墓葬。在深圳已经出土的14件青铜器中，有13件出自这里，可见它在青铜器时代的巨大影响。而这些青铜器，也展现了当时深圳的文化特色。大梅沙的青铜器，多刻有凸出的云雷纹，和当地的自然景观息息相关，不同于中原地区和楚地，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形态。对应造型艺术，青铜武器在各个墓葬中的数量并不统一，仅出现在其中较奢华的6座墓葬中。另有2座仅有陶器或石器，最简单的2座甚至全无陪葬，意味着社会等级已然呈现。而青铜时代留给大梅沙的墓葬，足有十座之多，且年代有差异，显示当时的深圳人已经在此定居，世代居住后，渐渐培育出自己的文化。

春秋战国以降，大梅沙便利的交通环境，延续了其历史的丰富性。这里出土的景观有宋代民居，其中的宋三彩瓷器，相比唐三彩多了翡翠釉，色泽青翠明艳，也意味南宋客家人移民至深圳，将中原文化融入岭南风土的历史进程。南宋建筑面之上有元代墓葬，内有随葬瓷罐和器盖，瓷罐平放于墓底，瓷罐肩饰乳钉纹，口沿上抹一层薄釉，是草原文明南下而来的印迹。至于明清时期，由于距今年代较近，清代中晚期遗物在遗址的上部发现最多，以瓷器为主。这些瓷片的色彩图案艳丽，种类复杂。经过初步鉴定，多源于江西景德镇窑、福建的德化窑等地。这些瓷器的年代从清代中期至清晚期，同康熙八年“迁海复界”的历史记载吻合，是当时清朝从郑氏家族手中收复台湾，海禁有所缓解，贸易稍微开放的一种体现，也为深圳的历史文化记忆，留下了更深刻的宏观历史背景。

在深圳，能对数千年历史文化如数家珍的地方，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在大梅沙的沙滩上。它的故事，和浪花以及游人的欢笑融为一体，在我们耳边回荡。

（四） 南头古城

深圳是座新城，多高楼大厦，但若只以此为地方特色，又未免粗浅。其实深圳有它的古建筑，而且也有古代的城市烙印，伫立在现代都市的一角。它曾用当地的物产滋养中华大地，也曾反抗外侮，守护一方领土，给五彩缤纷的中国历史，增添了一抹炫丽。这是深圳城市的最早形态，如今，被称为南头古城。

南头古城位于深圳湾畔，深南大道的北侧。每天行人车辆川流不息，匆匆而过。古城最外面是一座牌坊，写着“新安故城”字样，这也是南头古城如今的名称之一，可惜为四周各类现代建筑街道遮掩，不易察觉。走过牌坊，经过一个小广场，就赫然横出一段明代城墙。城墙建于公元1394年，如今斑驳青灰，令人肃然起敬。城墙顶上有挂着匾额的城楼，上书“岭南重镇”，苍劲有力。穿过城墙，有一主路进入城内。主路两侧是望不到边的出租屋，拥挤而人声鼎沸，时有电动车穿行于城中的小吃摊间。沿着路向前走到底，有一幢雕梁画柱的古代建筑，上有匾额写道：“广州府新安县衙”。自明万历元年，即公元1573年起，至清代末年，这里一直是新安县县衙所在地。

南头古城的历史，其实远早于明清，最早可以追溯至西汉。历代基本和靠近珠江入海口的地理特征相辅相成，以盐业经济起源，以海防军事名垂青史。

深圳靠海，自古产盐，南头古城最早的古地名就是盐业机构，称为“南海郡番禺盐官”。东汉袁康的《越绝书》谈到春秋战国时的百越民族，已有“盐官”一职，而他们和当时深圳的先民同属一支。至西汉武帝时代，为收税、备战以对付匈奴，开始设立“大农部丞”，控制盐铁生产销售。公元前118年，汉朝在全国28个郡设立盐官，作为行业管理机构，从属于当地的县政府。最先设立的就是南海郡番禺盐官，所在地即今南头古城，管辖东起深圳，西到新会的广大范围，出产食盐、税收，充实到全国各地，尤其是残酷的前线战场。南头古城的盐官地位，自此历经数百年不变，至东晋，中原王室南迁，其经济角色愈为重要，盐官上升为东官郡，成为深圳最早的行政机构，是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如果说早期的南头古城，重在盐业经济，后来则随着贸易发展，重视军事，名垂青史。公元736年的唐朝，由于中外的往来船舶云集广州港，朝廷设立屯门镇 ，镇治设在南头，为船只引水进入内河，也管理船队，保障安全。屯门镇驻军两千，军事编制较大，守卫从外洋进入广州的东侧沿岸。至明清，南头古城包括屯门镇与新安县，海防重镇作用更是与日俱增。明朝自1514年，葡萄牙人即以通商为名，盘踞在“屯门海澳”，即今深圳后海湾一带，杀人抢船，无恶不作。1521年广东海道副使汪鋐率海军船队将之击溃，史称屯门海战，是中国和西方殖民主义的首次较量。到了1839年的清道光年间，南头古城再度爆发战争，史称九龙海战。参将赖恩爵率南头古城军民同仇敌忾，抗击英军，获得鸦片战争首战的胜利。此战给风雨飘摇的中国主权，做了最后的维系，也让南头古城进入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最前沿。

如今的南头古城，已不再是深圳的核心地带，只能栖身马路旁的一角，成为整座现代城市的一部分，若古城有灵，或许会时常回味起自己的历史，眺望一下现在的深圳。

（五） 赤湾天后宫

现代深圳的包罗万象，使全国各地的人们都能来此安居乐业，这一文化特点可以从它的历史遗迹中一窥端倪。古代深圳的赤湾天后宫，作为福佑平安的象征，使人们在无所依靠的远行中有所牵挂，因此影响广泛，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突出的文化标志。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它面朝广阔的世界，为往来的人们提供着一方心灵的归宿。

赤湾天后宫的祭拜属于妈祖文化，如今属于深圳南山街道的小南山，古人将它建于此，可以看出当地地理形态下，宗教文化的传播有着悠久的经济渊源。妈祖文化起源于北宋的福建，到南宋则传播至广东，成为当地最主要的信仰。依据清代《敕封天后志》所述，妈祖原为北宋初年的福建湄洲女子林默，在海上冒险救人而死，后升天为女神，此后信众祭拜，以求妈祖保佑。至于宋代的深圳，称东莞县，隶属广州都督府，赤湾港则是广州市舶司的外港，管理中外贸易，船舶熙熙攘攘，都在此地云集，而赤湾天后宫建于南头半岛西端，靠近赤湾港，更让深圳居民在面对充满未知的伶仃洋时心理有所寄托。尽管赤湾天后宫的始建时期尚不可考，但廊腰缦回的华丽庄重之间，有南宋雕刻风格的山门石柱，带着龙凤呈祥、二龙戏珠的逼真形态，因此学界有始建于宋代的说法。这也说明，至少自南宋开始，深圳的赤湾天后宫，已经在此遥望，期盼大家平安归来。

赤湾天后宫在建立若干年之后，于明代迎来了它的兴盛期，也更突出了它所代表的，古代深圳的文化底蕴。赤湾天后宫至今留有《天妃灵应之记》的石碑，相传为郑和所立，内容刻有下西洋的经过，其中的天妃，则是天后妈祖的别称。据说郑和下西洋，途经今深圳南山赤湾海域遇险，天妃显灵营救，郑和也因此回京奏请修缮此地。当时的朝廷，对它十分重视。《新安县志》记载了明朝天顺八年，翰林院学士判广州府事黄谏所作的《新建赤湾天妃庙后殿记》，写道：“赤湾南山下，凡使外国者，具太牢祭于海岸沙上，故谓辞沙太牢。去肉留皮，以草实之，祭毕沉于海”。此外，同时代有钦差张源出访暹罗的使团，也曾途经并进行修整。暹罗即今泰国，其航线在中国古代也已开辟。至于郑和、张源是否一同修缮天后宫，还是先后前往，史家尚无定论，但经过他们多次奉旨整修，赤湾天后宫拥有了当时全国同类庙宇中最大的规模，仅各类宫门，就有九十九道，蔚为壮观，也是明代朝廷在全国敕封的三个天后宫之一，广东仅此一处。

综观漫长的历史进程，赤湾天后宫可谓深圳文化影响力的延伸。香港作家鲁言先生以写作本地掌故见长，在《赤湾天后古庙》一文中写道：“由于赤湾天后古庙宏伟，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港九水陆居民都前往赤湾天后庙去贺诞。因此，九龙油麻地、香港干诺道中的海旁，都有数以万计，挂满彩旗的船只到赤湾去。同时，上述两处地点也有很多临时营业的渡船，载客到赤湾天后庙去参拜。当时，人们称赤湾天后庙为大庙，热闹的情形一直维持到广州解放前夕。”此种盛况，虽然时过境迁，不复当年，但却是深港传统文化，横跨深圳湾两岸交流的体现。如今的香港，由于历经殖民统治，地名多是洋名，有如皇后大道，维多利亚公园之类，至于本土文化色彩的地名，保留最广即为天后宫一类，如天后庙道、天后庙公园、天后地铁站等。这既可视作妈祖文化在香港的强大生命力，也说明深圳香港虽因历史分隔为两座城市，却通过赤湾天后宫，文化上紧密相连，用开阔的胸襟，共同繁荣于深圳湾两岸。

如今的赤湾天后宫，依旧是深圳重要的文化象征。正门有天后像，神态端庄，和蔼可亲。走入宫中，可以看到香客络绎不绝，以求家事国事，天下太平。此情此景，和千年前的南宋，仿佛恍若隔世，仍旧是女神护佑一方。

（六） 宋少帝陵

现代的深圳，其市民是由全国各地的外来移民组成，也形成了移民文化的特征。这种移民史，其实不仅源于当代，也有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宋少帝陵就是漫长移民史给深圳留下的一座皇帝陵寝，见证了其文化渊源。

宋少帝陵修建在蛇口赤湾小南山的靠海处，属于南山街道，是一处优雅景致，在树林阴翳中，可以聆听伶仃洋的涛声，也能看到远处的内伶仃岛。陵寝旁有香港赵氏宗亲树碑，注曰：“宋祥庆帝涯海殉国，帝骸漂泊，义民葬于赤湾，碑曰宋少帝之墓”。

宋祥庆帝，应做宋祥兴帝，是南宋的末代皇帝，名赵昺，年仅八岁时即自尽殉国，故多称为宋少帝。可惜宋少帝殁于宋元战乱，以致陵墓的修建，知者寥寥。如今陵墓的主体，据清康熙年间的《新安县志》所载，为明代所建。1906年，陵墓被赵氏族人发现，1911年由香港的赵氏后裔重修。后来在1930年，赵氏皇族后裔赵锡年先生编辑出版的《赵氏族谱》，收录了宋元时期留下的《帝昺玉牒》一章，写到了宋少帝陵的早期修建。里面说：“后遗骸漂至赤湾，有群鸟遮其上，山下古寺老僧往海边巡视，忽见海中有遗骸漂荡，……面色如生，服式不似常人，知是帝骸，乃礼葬于山麓之阳。”记载虽近于神话，但也说明，宋少帝陵最早建于宋少帝故去不久，是深圳当地的僧侣和居民，在发现遗骸的小南山，伤感缅怀，建立而成。

宋少帝陵和宋少帝赵昺的经历，其背景都离不开中国海洋历史中悲壮的崖山之战。此战终结了南宋，也为深圳留下了凝重而久远的记忆。1278年，宋少帝登基，年仅八岁，是撤退途中，由群臣拥立。此前，南宋国都已为元军攻陷，南宋君臣百姓一路转战南撤，由江浙进入闽粤，来到崖山，即今天广东新会一带，与元军进行最后决战。1279年，战争打响，南宋军战败，死伤无数。在元军重围中，宋少帝赵昺由左丞相陆秀夫护佑，为免落入敌手，二人蹈海自尽，其余军民见状，相继跳海壮烈殉国，十余万死难者密布海面。至此，整个南宋王朝，上至皇帝百官，下至兵士百姓，或战死或自尽，全军覆没。南宋重臣文天祥正好目睹此景，押解途中路过伶仃洋，留下《过伶仃洋》一诗，慷慨激昂，视死如归，也给深圳伶仃洋面留下千秋英灵的纪念。

现在，战争的硝烟已散去数百年。宋少帝陵也已成为深圳早期移民文化的一处纪念。两宋时期，北方战乱导致的移民，大量逃往闽粤的安全地带，也包括了深圳。当时随着宋少帝等前来的大批军民，后来成为了深圳本地的众多家族。如今宝安区松岗的文氏，就多为文天祥胞弟文璧的后代，此外还有福田罗湖的邓氏家族，来源于江西，建立了古代深圳最早的书院，为深圳的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这种多元的移民背景，自古形成了深圳文化包容性的特点，为如今的海纳百川，奠定了基础。

如今的宋少帝陵，平和安详，常有各地游客在此驻足祭拜，其中也不乏赵氏、文氏等宋代名门留在深圳及港澳的族人。他们虔诚烧香，为了远去的那个时代，更是为了纪念自己从中原南下，留在深圳的文化根基。

（七）大鹏所城

由于地处海岸边，深圳自古以来的重要角色之一是海防，也正是这个原因，来自天南地北的海防官兵在明清两代驻扎于此，并融入当地社会，也形成深圳古代移民的一部分。而无论海防的历史，还是古代官兵移民的历史，都成为深圳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点，在明清两代深圳的海防卫所，大鹏所城，尤为明显。

大鹏所城的建立和发展，和中国在明清两代的海防形势联系密切，也使深圳具有了古代前线的军事文化特征。大鹏古城位于深圳东部的大鹏半岛，南部是大亚湾，这种地理，按清末林则徐所说：“窃照广东虎门海口，为中路扼要之区……西则香山，东则大鹏形成两翼。”可以说，是东南沿海险峻的战略要地。而在更早些的明朝初年，这里愈加重要。由于蒙元刚被推翻，广东作为最后归降之地，其残余势力尚存，而日本倭寇自元末开始袭扰中国东南沿海，局势堪忧。自明代开国，朱元璋开始在全国要地设立卫所，以城堡巩固防御。古代深圳为代表的滨海边境地区，成为卫所驻防的重点。明代黄佐写的《广东通志》就说：“沿海寇患频繁，遂命朱亮祖镇广东，置卫所。”

由于卫所遍及全国的军事要地，对于新建立的明朝而言，开支巨大，所以朱元璋下令卫所屯兵在军事操练之余，还要从事农业生产，以节约成本。明代陆深的《同异录》记载历代典章，就提到朱元璋设立卫所时说的话：“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

因此明代的卫所驻军，开支给养依靠的是士兵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而这种和卫所驻军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使深圳据此兴旺发展，一座古代城市，就此出现。此种围绕卫所发展城市的特点，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1839年，赖恩爵将军在此率全城军民抗击英国炮舰侵略，六战六捷，如今城中尚有赖恩爵将军府旧址，这既是深圳先民英勇精神的纪念，又是当年城中军事文化给深圳留下的回忆。

除了军事特征，大鹏所城展现的文化，也体现出各地交汇的色彩。漫步城中，会发现庙宇云集，兼具了多种信仰。其城北有关帝庙和文庙，城中心则有天后宫，说明中原文化的文韬武略，和源自闽粤的神灵祭祀已经融为一体。此外，由于南来北往的多重文化交汇融合，这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称为“军语”。“军语”最初是各地屯兵为避免方言，统一号令，约定俗成的语言表达方式，由于大鹏靠近入海口，汇聚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等广东三大民系，且有北方将士前来驻守，因此“军语”将广东三种方言和中原的语言融为一体，为当时来自天南地北的军民提供了便利的沟通。“军语”为大鹏所城独有，更是深圳自古对各地文化融会贯通的一种体现。

（八） 萧氏八群堂民居

深圳的移民文化，除了表现为各地人群的涌入，其本地居民向域外拓展事业的移民经历，是与之对应的文化历史进程。仰望深圳归侨建立的萧氏八群堂，可以看到深圳的海外移民历史古已有之，这种开放的文化，和开拓进取的精神，是这座城市的文化根基。

萧氏八群堂位于龙岗区坪地街道新屋场村，其建筑风格属于碉楼，可以说是本土文明与海外联系的结晶。碉楼是广东特色建筑之一，多建于清代、民国时期，且多以坚固的砖石，修筑成高耸的城楼型状耸立于高地。在近海多雨的广东，最初可防洪涝，后由于本地居民多为生活富裕的归侨，容易遭受匪患，因此碉楼也起到城堡的防御作用。相传，房屋为村民，大溪地华侨萧奕韬，于1920年至1932年间建成 ，当时主要供萧氏族人的子女做学堂使用，因萧有八个儿子，遂给碉楼命名为萧氏八群堂。碉楼的设计风格，可谓中西合璧，四周是耸立的清式砖石墙体，顶部则是三角形的古希腊建筑风格，中间略呈圆形，且有“十”字图案，虽然不知是否由于主人因信奉基督而造，却展现出深圳先民与西方国家交流频繁，把外来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最终形成独特的艺术形式。

在吸收海外对国内影响的同时，萧氏八群堂也可以看做是深圳本土居民向海外拓展事业的的象征。萧氏家族的后人，如今大多生活在大溪地，即南太平洋的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中，最大的岛屿。此处华人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也掌控其支柱产业的十之八九。这些华人，原籍是深圳龙岗的客家人。

客家人开拓未知世界的历史，可谓久矣，这也使深圳先民出洋的经历，源远流长。早在17世纪的明末清初，由于战乱，闽粤下南洋谋生者不计其数，到当地则以农牧渔茶、伐木筑路为业。后来为求自保，华人更是在东南亚建立多个国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建于1777年的兰芳共和国，立国一百多年，人口三十余万。此事后来被海外客家华商谢清高写入游记《海录》，更被梁启超写入《中国殖民伟人传》，从而闻名华夏，也激励国人自强不息。中国人的海外之行，在鸦片战争后开始蓬勃发展。那时，中国开始被迫与西方国家进行通商，其间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劳动力的大肆拐掠和贩卖，也使中国人的足迹遍及各个大洲。因此当时的新安县，即深圳的前身，同样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移民。1859年，新安县丞段元璋给英法联军代表巴夏礼去信，称：“前往县丞所辖各处市镇村庄，宣谕开办招工出洋”，并“准许良民任便与外人立约出洋作工。”

自此，祖籍深圳的居民，开始了他们勇闯世界各地的旅程，大溪地由于靠近中国，更是重要目的地之一。旅途中，他们常常数百人挤在船舱，疾病、沉船是家常便饭，历尽千难万险到岸后，则不乏来自西方人的欺诈、侮辱，也承担着其中最艰险，而毫无保障的采矿、建筑等行业。即便如此，他们依旧在当地扎根，并最终超越西方人而取得成功。遥望着的萧氏八群堂，能够想象其建立者在海外历尽艰辛后的生存繁衍，也鼓励着一批又一批的深圳人开拓进取。

（九）大鹿湾海域权属中英界碑

深圳的边界分为陆地和海上，其陆地部分是大家熟知的中英街，而其海上边界的划分，在大鹏湾一带。那里有一个突出的标志，即大鹿湾海域权属中英界碑。这块界碑的背后，是近代中国主权的变迁，也是深圳历史文化的巨大转折。

深圳大鹿湾海域权属中英界碑，位于大鹏半岛最南端的黑岩角，如今归大鹏街道管辖，这又是迄今为止深圳发现的唯一一块界定海域权属的界碑。它标示着从香港沙头角海至深圳湾的深港边界，东北为深圳，西南为香港。界碑于1902年树立，为英方依据《香港英新租借合同》，在有争议的东经线114度30分所立。自1899年“合同”签字后，英国借口其中有“潮涨能到处”的内容，于1902年将整个大鹏湾水域纳入英国租借地的范围，阻拦中国船只进入，扩大其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整个过程，未告知中方。而近代深圳边界的明确，源于英国殖民者肆意树碑，是近代中国的国际局势，在西方入侵以及自身腐朽软弱，任人宰割的结果。这也使深圳，有了近百年无奈可悲的历史。

如今透过碑文和形制，可以更真切地看到这段历史。香港历史学家萧国健先生认为，大鹿湾界碑的形制并非中国传统，有中英两国文字，属于英国样式，却也放置于当时的新安县。同类型的界碑，在香港新界大屿山的东西两侧，均有发现，这是英国在侵占香港之后，毫无顾忌，扩大殖民范围的体现。其中文版包括了多个重要概念，均和划界侵占有关，包括“美士湾”，之东岸地嘴，高出“潮涨处”

□ 丈□□免漫漶也，即“东经线壹百壹拾肆度三拾分”， “大英一千九百二年，管带霸林保兵舰总兵官，勘明界址共立此界碑。”其中，“霸林保兵舰”官兵，就是英国当年强行树碑的执行人，而年号中没有注明“清光绪帝”，却写“大英一千九百二年”，更是英国非法入侵的明证。至于“□”的字样，则是其文字的空缺，据深圳市考古所研究员张一兵先生考证，为港英政府急于强行划界，临时请人对英文碑文进行原文翻译，却又因水平有限而留空，可谓拙劣。英国的这种拙劣，近于可笑，却也是一种可悲，证明了当时清朝国力羸弱，边防形同虚设的事实。

大鹿湾界碑的树立，也使深圳人，特别是大鹏湾一带的渔民，世代生活受到影响。据他们回忆，在香港回归前，由于界碑以西，就是整个大鹏湾都属于港英，他们只能在界碑以东打渔，过往渔民也时常受到英国军舰骚扰和盘问。对于他们，界碑不只是一个符号，也是影响日常生活的一种因素。正因为如此，深圳也结合当时的整个国际氛围，在大鹏湾一带建立哨所，一度与香港在界碑两侧隔海对峙，直至香港回归。

如今的大鹏湾，虽然依旧有双方的缉私水警往来，气氛却平缓许多，也是深圳的历史，由喧嚣归于平静的写照。

（十）三洲田起义遗址

如果说在现代的中国，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象征着三十年来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已经广为人知，而其实在近代，深圳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形态，早已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则知者寥寥。在公元1900年，即农历庚子年间，深圳的三洲田一带爆发了辛亥革命最早的一场战争，史称“三洲田庚子首义”。当时的仁人志士，从三洲田的沿海地区向内陆奔袭，沉重打击了清朝腐朽的封建统治，为深圳乃至中国的历史，留下可歌可泣的一幕。

这段壮烈的历史，和三洲田的历史地理环境密不可分。三洲田今属深圳市盐田区梅沙街道，清末时它属惠州府归善县，偏僻险峻，与深圳市的前身新安县接壤。当时的两广总督德寿描述此地说：“山深林密，路径迂回，南抵新安，紧逼九龙租界。”陆地给予这里的，是拥挤而恶劣的生存环境，因此冲向海洋，就成为当地人的选择。此外，这里地处归善县与新安县的交界，是清朝统治的薄弱地带，又连接着东南各省甚至海外，因此有了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传统。这种反抗，后来据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说：“讫明之亡，孑遗黄发谋所以光复者。是时，郑成功在台湾，闽海之滨，声气相应。” 台湾历史学家连横则在《台湾通史》中写道：“自倡天地会而为之首，其义以光复为归。延平既没，会章犹存，数传之后，遍及南北，且横渡大陆，浸淫于禹城人心，今之闽粤尤昌大焉”。 由此推断，三洲田靠近香港，远可连接台湾，福建，甚至东南亚及日本，因此自清代初年，这里的人就向往着更广阔的世界，努力冲破闭塞的封建社会。

这样的地理人文环境，使三洲田在近代成为了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也就成为深圳历史文化的重要标志。由于1895年广州起义泄密失败，孙中山及兴中会于五年后领导了三洲田起义，而当地的地理环境和便利的交通，是起义的重要基础。三洲田成为兴中会的起义司令部，龙华镇人黄福，下沙村人黄耀庭，均为起义领导人，与孙中山同窗郑士良在香港购置枪械弹药，而孙中山本人则在台湾坐镇指挥。此外，三洲田也通过海洋，连接着日本和菲律宾，使这场起义有了更广泛的支持。孙中山身在台湾，故派遣东瀛义士山田良政负责前往日本及东南亚购置武器，并与三洲田革命军往来联络，传达命令，菲律宾独立军则同意，运送其藏在日本的武器弹药至中国。自此，依靠三洲田，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穿联起一张纵横港台地区、日本及东南亚的起义大网，并于1900年10月5日誓师起义。起义军共有二万余人参战，一路连克清军重兵把守的沙湾、横岗、龙岗等地，振奋人心。尽管最终三洲田起义因弹尽援绝以致失败，却为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后来，孙中山总结道：“发轫于甲午之后，盛于庚子，成于辛亥，卒颠覆君政。” 可见近代的中国，在海洋的力量下，完成了这场翻天覆地的洗礼，深圳的三洲田，也因此而象征着海洋带来的新时代气息。

如今的三洲田，即是游人如织的东部华侨城，里面有三洲田水库，起义原址已被淹没在其水下，令人颇为惋惜。在水库不远处建有庚子起义纪念雕塑园，瞻仰诸位先贤，可见他们依旧凝望远处的海洋，坚毅有神。